「新·悦读」城市革命:一个理论概念的嬗变研究



自20世纪早期城市革命作为学术概念提出以来,其内涵经过跨国、跨学科学者的论述不断发展充实,已成为城市研究核心概念之一。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于1930年代首先提出城市革命概念;1970年代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城市革命》出版,预言性地提出全面城市化和星球城市化的理论与远景;美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列斐伏尔所论城市权利和城市革命的基础上,分析在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城市革命作为实现城市权利的手段和实践意义。本文综述三位学者对城市革命里程碑式的定义与论述,比较三者的联系与区别、继承与发展,梳理城市革命理论概念的历史脉络与演变,并提出当下亟须中国城市发展经验证据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城市革命理论。


PART 01

城市革命


联合国在《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中宣布,2007年人类有史以来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人类社会第一次进入城市社会,世界成为城市的星球,21世纪是第一个城市世纪、城市时代。此后,“城市革命”一词频繁出现于媒体报道和流行读物,被当作现代化政策和城市增长战略的宣传口号,但相关文献只字未提城市革命的来源和含义。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常用城市革命指代不同区域快速城市化现象,例如中国、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等。期刊《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2015年出版城市革命特刊,解释了城市革命三种含义:第一,指全球主流城市主义,即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城市发展;第二,指自下而上发生在世界城市街头,对主流城市主义的各种抗议活动第三,指城市理论研究的革命,呼吁发展欠发达国家(Global South)的城市理论。事实上,城市革命的最初含义并非如此,自1930年代考古学家首次提出城市革命以来,经跨国、跨学科学者的不同阐述,发生了数次变迁,城市革命理论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因此有必要对城市革命学术概念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批判性研究其理论嬗变,并探讨它对今天城市研究与实践的意义。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城市革命一词最早由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1930年代开始使用。他所著的《人类创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和《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两著作均有中译本,前者有两个译本:柴尔德. 远古文化史[M]. 周进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戈登·柴尔德. 人类创造了自身[M]. 安家瑗, 余敬东,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8。后者为:戈登·柴尔德. 历史发生了什么[M]. 李宁利,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8】两本著作均用“城市革命”作章节标题,将其作为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历史阶段的标志之一。1950年柴尔德在《城市规划评论》(Town Planning Review)发表论文《城市革命》,正式定义城市革命,归纳早期城市区别于农村的十个特征,奠定了现在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最根本、意义深远的社会转型的认识。此后,城市革命的使用超越了考古学,多国多学科学者对其加以阐述。1970年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出版,从三个层次阐释城市现象:城市本质、城市实践和城市革命。列斐伏尔所论城市革命一方面指长期历史变化趋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另一方面指城市内部形态的变迁,从政治城邦到重商主义城市,再到工业城市,然后到“关键时期”,标志着城市的全球化发展。1973年在美国任教的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出版,对柴尔德城市革命相关论述进行批判性分析,并与列斐伏尔对话,比较彼此观点异同。2012年哈维的《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出版,从列斐伏尔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理论出发,分析在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城市革命作为实现城市权利的手段与实践意义。


自20世纪早期城市革命作为学术概念提出以来,其内涵经跨国、跨学科学者的论述和发展,成为城市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三位论述城市革命的学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绝非巧合。革命指突然的、激进的、彻底的改变,可以是政治组织、社会经济状况、观念或行为偏好的彻底改变,改变方式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今天,城市革命不仅是一个重要学术概念,亦广泛见于大众媒体报道,同时成为城市实践和社会运动的口号。本文综述三位学者对城市革命里程碑式的定义与论述,比较三者的联系与区别、继承与发展,厘清城市革命理论概念的历史脉络与演变,并提出当下亟须中国城市发展经验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城市革命理论。


PART 02

柴尔德论城市革命


柴尔德是20世纪读者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文化理论即源自柴尔德。柴尔德对考古学理论最大贡献在于,他摒弃了19世纪对远古人类历史发展的三时代划分:石器、青铜器和铁器时代,代之以更严格的四时代划分:旧石器、新石器、城市和工业时代,以三次革命断代: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和工业革命。柴尔德受工业革命一词启发,类比其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提出城市革命和新石器革命是史前人类社会发展两次最根本、影响最深远的社会转型:新石器革命指人类开始种植庄稼,从狩猎采集转向定居农业;城市革命指公元前4000—3000年间,农业剩余使人类密集居住成为可能,从农业转向复杂制造业和贸易等级体系,出现最早的城市。


柴尔德综合比较了美索不达米亚(特别是苏美尔帝国)、埃及、印度河流域和尤卡坦半岛的玛雅城市发展考古证据,通过引领人类社会进入演化过程中的经济新阶段的革命来定义史前城市——史前城市既是革命的结果,也是革命的象征。柴尔德有意选择“革命”一词来描述人类社会从史前史到工业革命所经历的数次转型:革命指文化发展上的根本转变。柴尔德明确说明革命不是突然的、灾难性的,而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变化不断累积达到质变,从而使人口倍增,这种人口增长相较以前是一个突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标志,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新阶段。与以往考古学家采用文字作为文明的标志不同,柴尔德采用人口指标(规模和密度)作为革命标志之一,“聚居人口在一个建成区的倍增”即为城市革命的标志,最早的城市“代表着前所未有规模的人类定居单元”。


柴尔德从考古学证据归纳出最早城市区别于农村的十个特征。(1)人口规模:显著大于以往人类定居点。(2)人口组成与专业分工:尽管最早城市仍以农业人口为主,但首次出现了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全职、专业的手工匠人、运输工人、商人、官员和牧师等。(3)缴纳赋税:每个农民必须将其土地劳动所得的微薄剩余作为税,交给想象的地方保护神或神圣国王。(4)公共建筑物:每个城市具有独特纪念碑式公共建筑物,不仅与农村相区别,也体现了社会剩余的集中。(5)统治阶级:牧师、官员、军人占有大部分社会剩余,形成统治阶级。与旧石器时代的巫师或新石器时代的酋长相比,统治阶级完全免除了各种体力劳动任务。(6)文字和数字:管理巨大收入需要发明一套文字和数字系统。(7)科学:文字的发明进一步促进科学发展,例如代数、几何和天文学。(8)艺术:由社会剩余粮食养活的手工匠人,发展了复杂抽象风格的艺术。(9)贸易:早期城市依赖远距离贸易获得工业原料。(10)国家组织和新型社会关系:城市里的专业手工匠人从以居住而非亲属关系形成的国家组织中获得安全保障。


并非所有考古学家都接受柴尔德对新石器时代和城市时代的划分,他们认为两者界限并非截然分开,农业与城市的发展是渐进、连续的,而不是突然的变化,革命一词带有误导性;有的则不尽同意柴尔德最早城市的十个标准;还有的批评柴尔德分类过于决定论,过于强调物质基础,不重视文化的影响。但是柴尔德所论城市革命引发了城市研究的革命。柴尔德第一个综合考古数据,将其与城市性概念联系起来,也是第一个认识到伴随最早城市和国家的出现,人类社会经历了剧烈转型。柴尔德用城市革命描述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转变,而不仅指城市发展,城市是复杂国家社会形成过程的组成部分。城市革命标志着极权政治体制的建立,从而系统地从广大农民手里攫取社会剩余,为中央皇权所用。柴尔德提出的城市革命概念使用至今,成为所有关于早期国家和城市发展研究的基础。今天关于“城市是什么?”“最早的城市何时何地出现?为什么?”的争辩仍在继续,而所有争辩都不能绕过柴尔德的研究。城市革命继而被其他领域包括哲学、社会学、地理学以及批判城市理论学者使用,对城市革命内涵的解释和应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PART 03

列斐伏尔论城市革命


1970年代,列斐伏尔创新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城市,他的著作《城市权利》《城市革命》《空间生产》等相继出版,开启了城市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如果说柴尔德所论城市革命是历史性的,那么列斐伏尔所论城市革命则既是现实性的,也是未来性的。列斐伏尔的《城市革命》出版于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之后,当时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现代城市生活异化的反思和批判达到高潮,但列斐伏尔不为风起云涌的城市叛乱所限,而是冷静探索人类社会组织正在和将要发生的深刻变化,他在《城市革命》开篇即提出一个预言式假设:“社会已经被全面城市化了……城市社会是全面城市化过程的结果,尽管现在这种城市化还不存在,但是将来会成为现实”。列斐伏尔“星球城市化”预言直到最近才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现实,今天读来比50年前出版之初更有现实意义,对当前城市理论争辩、实证研究和城市实践的指导尤甚于前。


列斐伏尔把城市革命定义为:“影响当代社会的转型,即从工业化和增长主导的时期,向城市问题主导、使寻找解决城市社会独特解决办法与手段极为紧迫的时期转型……城市革命不一定包含暴力行动,但城市革命并不排除暴力行动的可能”。列斐伏尔所论城市革命,一方面指人类社会长期历史变化趋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与某些学者使用“后工业社会”不同,列斐伏尔使用“城市社会”来指代脱胎于工业化,并接替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城市革命指城市内部形态的变迁,从政治城邦到重商主义城市,再到工业城市,然后到“关键区域”,标志着城市的全球化发展(图1)。


图1  列斐伏尔的城市形态转型


列斐伏尔用时空轴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演进——按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先后演替。时空轴从左到右,城市化完成程度从零到百分之百,即从纯粹自然到完全城市化。每一种社会经由革命性转型,取代之前的社会形态,每一种社会有自己的目标、意识形态和问题。农业社会时间观念是循环的,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没有方向。工业社会时间观念是线性的,向前发展,指向未来。列斐伏尔把当代社会分为三个层次:全球层次(G层:global level)、混合层次(M层:mixed level)和私人层次(P层:private level)。全球层次指全球逻辑和空间政治策略;混合层次指中间的调解层次;私人层次指居住层次(图2)。国家权力和意志在全球层次表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和新管理主义两种策略贯彻国家权力和意志。混合层次是调解者,特指城市层面,全球通过城市管治地方,城市是斗争的场所和节点,但城市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居住才是目的。私人层次主要指各种居住建筑,居住是城市生活最基本特征,列斐伏尔借用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强调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批判全球层次凌驾于私人层次的现状,把居住削减为满足吃住繁殖基本功能的居住机器。


图2  列斐伏尔的时空轴


列斐伏尔的时空轴包括两个关键时期和两个逆转:第一个关键时期发生第一次逆转——16世纪的欧洲,农业从属于工业——原本主导的农业(包括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农民社会)开始从属于由工商业驱动的城市;第二个关键时期出现第二次逆转,原来主导的工业从属于城市,并且出现了颠覆,原本不重要的层次——居住——现在变得重要了,全球从属于城市,城市从属于居住,城市首先是用来居住的。不过,居住主导这一目标尚未实现,现实和实践本末倒置:本该从属的,却变成了主导,社会秩序从工业增长中建立起来,世界以全球的逻辑为主导。列斐伏尔提出要推翻这样的世界,他把城市革命加到马克思所论的上下颠倒世界理论,即通过城市革命,完成对工业组织系统的革命,建成城市社会。


列斐伏尔区分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工业革命与城市革命、工业社会与城市社会三组既相互联系但又在本质上相互区别的概念。列斐伏尔把工业化理解为“城市化的一个阶段、一个时刻、一个媒介和一种工具”。工业化往往导致城市化,但城市化不一定导致工业化,反而可能导致去工业化。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过程中,经过一定时期,城市化取代工业化成为主导。工业革命与城市革命是人类世界剧烈转型的两个方面,它们是同一个过程辩证统一的两个要素,但两者本质不同,曾经工业革命重要性压倒城市革命,而现在与未来,城市革命的重要性在上升,不再从属于工业革命。正如工业革命标志着新形式、变革性、世界性工业的出现,城市革命则标志着新时期、变革性的星球城市化的产生。工业社会是全球化全面化城市革命的前兆。城市社会只能从全球角度来定义,城市覆盖了整个地球,并重新创造了自然。城市社会是接替工业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 城市社会超越了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自然与文化的对立。城市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尚未全面实现。正如工业社会打破传统城市取而代之,城市社会也将打破工业城市取而代之。城市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区别之一在于城市社会强调居住的首要性,城市社会使时间和空间服务于人。工业社会生产物质产品,而城市社会生产城市空间。尽管列斐伏尔所论城市社会尚未成为事实,但他强调,城市社会不是虚构的,在未来可能实现,城市社会的增长和发展可以通过理论过程和实践行动去实现。


列斐伏尔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他关于城市现象、城市空间的使用者、城市权利、城市革命的论述是更大的政治行动的一部分,目标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国家的消亡、民主和自组织的社会。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社会的潜力,城市社会使不可能成为可能,赋予行动(包括革命)以意义。城市社会是一种愿景,一个可能实现的目标。城市不只是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城市生活也不只是工厂生活的延伸。城市是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更为重要的场所,城市为革命打开了新的战略可能性。《城市革命》是一首对城市空间的赞歌,指出城市街道带来革命性社会改变的可能性。列斐伏尔把斗争发生的地点从工厂置换到街道,从工作的世界置换到日常生活,从确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资本积累转向空间生产的不确定的世界。随着工作性质的变化和城市的发展,工人无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唯一主体,甚至不再是主导力量。列斐伏尔指出一个新的革命主体: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属于城市,城市居民是全球城市现象的一部分,而不仅限于地方。如果真正的革命是城市的,那么在城市里斗争的人们,而不仅是工厂的工人,对塑造现代性起着主导作用。


列斐伏尔的《城市革命》是一部划时代著作,不仅首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城市研究联系起来,并且第一次在城市研究里,大量与哲学和社会理论进行对话,例如语言学的符号理论、福柯的异托邦、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海德格尔的栖居等。此外,列斐伏尔还借用物理术语分析城市现象,例如原子物理学的内爆、外爆、物质、分子、粒子等。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化具有总体性和全球性,呼吁彻底转变对城市的认识论。


城市现象的悖论在于只有把城市现象作为一个总体才能理解,但是城市现象的碎片化又使它的总体性无法被理解。由此列斐伏尔提出发展城市知识的策略:一是对现有的城市性进行彻底批判;二是从形态和内容入手建立关于城市现象的科学。由于城市社会与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有断裂,我们必须放弃用工业社会的常规模型去理解城市,而改用正式的逻辑概念和内容辩证法去研究城市。《城市革命》薄薄一册,但理论密度很大,主线论述之外,涉猎广泛的城市研究议题,有很多发散论述。《城市革命》以“城市”开头的概念名词多达89个*,除了城市社会、城市革命、城市空间、城市形态等关键概念,大多点到即止,留下很大阐释空间,蕴含丰富的理论宝藏和鲜活生命力,预言了21世纪城市研究议题,需要深入挖掘、实证研究和阐释。列斐伏尔全面城市化、城市社会的概念,与西方对城市的传统定义不同,城市不再是一个有着明确边界、与特定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物质单元,这一点超越他的时代。


列斐伏尔《城市革命》出版后,随即受到两位重磅城市研究者的关注和批评。一位是列斐伏尔的学生曼纽尔·卡斯特,他从结构主义视角提出三点批判:第一,列斐伏尔有关城市空间邻近性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日常环境,能在未来重构社交性与欲望的分析过于浪漫主义,是一种哲学的乌托邦主义;第二,质疑城市是否能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第三,认为列斐伏尔对城市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变成马克思问题的城市主义理论,沦为一种意识形态。不过,当前全球城市发展现实似乎证明卡斯特的批评有失偏颇。另一位是身处大洋彼岸的哈维,他与列斐伏尔的研究有不少重合,亦有分歧之处,具体于下节阐述。列斐伏尔《城市革命》英译本迟至2003年问世,对英语世界城市研究的影响在21世纪方才徐徐展开。不过英译本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出版也许不失为一件好事。列斐伏尔写作《城市革命》之时,世界只有30%的人居于城镇;20世纪后半期发展中国家经历爆炸性城市增长,2018年世界城市化水平达55%,预计21世纪中叶将达68%。面对星球城市化的现实,重新发现、解读、批判和发展列斐伏尔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列斐伏尔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城市社会的时空轴似乎暗示了他把全球城市化视为一个线性的过程,然而不同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表明未必如此,例如1949—1978年中国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当前东非国家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特点,均挑战了列斐伏尔时空轴的论述,但印证了是城市化而不是工业化驱动社会变迁的预言。经济地理学者则不同意列斐伏尔有关人类社会朝着全面城市社会方向演进,城市与社会合二为一的观点。后殖民主义学者批评列斐伏尔欧洲中心主义,没有论及殖民化和帝国主义的影响。批判城市理论学者尼尔·博任纳分析列斐伏尔的完全城市化假设如何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包括陆地表面、海洋、大气和地下)实现,提出推动城市研究从“城市中心主义的方法论”转向“没有外部的城市理论”。列斐伏尔《城市革命》启发了40年后城市研究的范式转移,并且持续为城市研究提供理论源泉,难怪卡斯特称列斐伏尔“可能是最伟大的城市哲学家”。


PART 04

哈维论城市革命


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几个月后,哈维离开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亲历巴尔的摩骚乱,促使哈维转向马克思主义,寻找解释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理论,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实践。1973年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分别评述了柴尔德和列斐伏尔所论的城市革命,简述如下。


哈维在该书第六章“城市性与城市”讨论城市起源时,批评柴尔德对平等社会向等级社会转变条件的论述过于简单,即社会至少部分人口不占有生产资料;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可以养活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口。哈维认为科技固然重要,但不全面,例如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也能提高社会剩余,此外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动与否也会影响社会剩余。柴尔德认为生产社会剩余的能力是城市产生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但他没有论述社会剩余是如何产生并被制度化的。基于这一批评,哈维运用马克思理论方法论述社会剩余与城市起源的关系:欲理解城市起源,必须寻找前城市社会的内部与外部矛盾,并分析这些矛盾如何通过转变为城市形态的社会组织而得到解决。哈维借用卡尔·波兰尼对社会经济整合方式的分类——互惠、再分配与市场经济——分析社会剩余与城市性的关系。互惠见于平等社会,不利于社会剩余生产和城市革命的发生。等级社会实行再分配,将社会剩余用于支持精英活动,城市的产生在等级社会成为可能,社会经济整合方式从互惠转向再分配对城市产生至关重要,如此方能将剩余产品集中在少数地方和少数人手里。城市的产生与攫取剩余产品密不可分,社会剩余的地理集中便形成城市。这是第一次阶级斗争的固化,表现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动员、攫取和集中社会剩余需要一定条件:大规模人口;人口定居不流动;高人口密度;给定自然和技术条件下,较高的生产率潜力以及便捷的交通。城市革命见证了异质城市如何从同质社会关系组织中产生。


哈维可谓列斐伏尔的“盎格鲁撒克逊灵魂伴侣”。列斐伏尔与哈维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工具研究城市现象和城市性。1972年哈维第一次读到列斐伏尔《城市革命》,因两人观点相似而大为激动,当时哈维已完成《社会正义与城市》的主体写作,于是他在结论中与列斐伏尔进行对话,比较彼此异同。两人写作历史背景相似,1968年世界风云激荡,列斐伏尔基于巴黎五月风暴,哈维则基于巴尔的摩城市骚乱。两人都采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论述具有不少共同出发点:都认同把总体性概念化为互相间关系性(inter-relatedness);都把城市性理解为自我维持的实体,并在总体性下与其他结构相互作用;对社会过程—空间形态的概念化非常相似;都认为城市居民将取代工人阶级成为新的革命主体,强调城市的革命潜力。城市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资本积累的引擎,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


哈维与列斐伏尔最重要的分歧在于对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列斐伏尔认为工业社会并非目标,而是为城市性的准备阶段;工业化只有在城市化中才能实现,城市化主导工业生产和组织;工业化曾是城市性的生产者,现在则由城市性来生产工业化。哈维认为城市性主导工业社会的说法不符合现实,相反,是工业社会及其组成结构持续主导城市性,“城市性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流通的产物”。哈维不同意列斐伏尔“城市性与工业资本主义的矛盾,最终能够解决,并以城市占上风”的观点,认为实际是工业资本主义持续制造城市化发展的状况,城市化是资本循环的衍生物。虽然城市化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但资本主义的资本循环主导了流向城市化的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过程仍由工业资本主义的要求所驱动,城市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空间体现。不过,哈维承认列斐伏尔的论点虽然尚未成为现实,但可能正在或在未来成为现实。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末尾写道:“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城市是历史遗留。真正人性化的城市尚未形成。需要革命性理论,指明从基于剥削的城市走向适合人类的城市道路;同时还需要革命实践,才能实现这种转变”。


哈维后续的研究反映了对列斐伏尔的继承和争辩。《阶级垄断地租、金融与城市革命》(Class-monopoly Rent, Finance Capital and the Urban Revolution)开篇从列斐伏尔城市革命说起,认为在城市化影响下,土地与资本、地租与利润的界限日益模糊,城市化“从表现工业生产者的需要转向表现凌驾于生产过程总体性的金融资本的权力”。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探索城市革命在21世纪的新意义。该书前半部阐释城市权利,后半部总结21世纪各国城市社会运动的经验教训。哈维从列斐伏尔所论城市权利出发,认为城市权利是建设和改造城市的集体权利,但现有城市权利非常狭窄,日益落到少数政治经济精英手里,他们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改造城市,而广大人民则丧失了城市权利;为了实现对建设和改造城市的控制权,需要采取一种根本的、激进的方式,即通过城市革命争取城市权利。哈维强调城市权利是一个空白的能指,关键在于谁赋予它意义,即“谁来控制城市化与剩余生产之间的关系”,当前各国城市社会运动各自为战,哈维号召应该团结在“城市权利”旗帜下,夺回建设与控制城市的权利,对生产和剩余资本进行民主管理。


《叛逆的城市》重点分析资本积累机制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核心论点是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城市化。首先,资本主义危机具有城市根源。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城市既是生产,也是攫取剩余价值的中心。资本主义一直在生产城市化要求的剩余产品,而城市化也一直在吸收剩余资本,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与城市化存在内在联系,城市化是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的方式,同时又孕育了新一轮经济危机。城市是资本主义危机暂时的解决办法,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解体。不过,有学者质疑哈维有关资本初级循环(工业生产)危机导致资本流向房地产二级循环的假设,认为房地产业是一个独立的资本投资循环,未必依赖初级循环的过剩资本。其次,城市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场所。城市成为社会政治动员所在地,类似工业时代工厂的作用。哈维强调城市社会运动的革命潜力,城市成为孕育革命观念、革命理想和革命运动的摇篮。城市是全球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国家和重组帝国境况下集体行动的地域基础。城市既是政治军事控制中心,又是孕育革命的中心。第三,城市居民取代工人阶级成为革命主体。尽管城市居民异质性很强,但他们都是城市生活与城市化的生产者,都在生产、再生产城市生活。第四,城市社会运动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城市社会运动存在革命性变革的潜力,与反资本主义斗争分不开。哈维认为资本主义是贫困、社会不公、失业、居住隔离、财政危机等诸多城市问题的罪魁祸首,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城市革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城市革命就是要摆脱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和城市生活,实现城市化和城市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哈维呼吁寻找从基于剥削的城市走向以人为本的城市道路。这需要一场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彻底改变我们所熟悉的城市面貌。把城市权利作为动员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根本口号,建立不同的社会关系,改变与自然的关系,改变思考和生存的方式,从而“在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废墟上,集体地建设社会主义城市”。


那么如何组织城市革命达到这个目标?哈维并没有答案,但他认为开拓和组织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叛逆城市是通向城市革命的第一步。哈维剖析了资本控制和改造城市与生产城市化的居民自主选择城市生活之间的矛盾冲突,在21世纪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世界城市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从北非的革命、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拉美的城市社会主义运动,到英国伦敦骚乱不一而足,哈维列举了各国动机和目标大相径庭的城市抗争和社会运动,多为报道式的观察,并未回答城市社会运动能否、为何以及如何导向城市革命的问题。第二,多元城市居民是否能像工人阶级意识那样建立“城市意识”,形成一个凝聚的阶级?第三,城市革命能否实现夺取城市权利的目标,现实中叛逆城市很少能够控制资本与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四,城市权力作为一种集体权力,如何在现实中实践?哈维认为城市是由居民集体劳动创造出的巨大共享资源,而收益却为私人资本、土地和房地产租金所占有,透过对既有共享资源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哈维指出亟须更多非资本主义的创造和集体使用共享资源方式的探索。


PART 05

结语


本文述评城市革命概念近百年的历史演变和学术嬗变,分析比较柴尔德、列斐伏尔与哈维三位马克思主义者对城市革命的论述。考古学家柴尔德最早提出城市革命,所论城市革命面向历史,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历史脉络下,用城市革命研究城市的起源、最早城市的特征及其对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意义。列斐伏尔《城市革命》英译本正文和注释均无迹象表明列斐伏尔引用柴尔德,列斐伏尔独立阐发城市革命的含义。哈维明确引用、讨论并批判了柴尔德和列斐伏尔所论城市革命,补充阐述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的当代含义。城市革命经过柴尔德、列斐伏尔与哈维的论述,从考古综合到立足全球现状,指向未来,从理论到实践,从愿景到行动。革命的含义从比喻,到理论阐述,再走向实践。城市革命既是人类社会制度和组织根本性变迁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变迁的手段。


三人所论城市革命都强调城市和城市化对于人类历史变迁的重要性,不过他们阐述的城市革命含义各有侧重。柴尔德的城市革命特指人类历史上最早城市的出现。列斐伏尔与哈维所论城市革命立足现在,指向未来,预言和探索区别于资本主义城市的另一种可能。三人都关注城市化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作用,但各自关注的时间节点不同。柴尔德受工业革命一词启发,提出城市革命,农业剩余孕育了最早的城市。列斐伏尔与哈维都采用马克思的工具研究当代城市性。列斐伏尔从古希腊城邦城市谈起,采用三分法(tripartite)论述现代状况,从农村生活转向工业生活,再转向城市生活。农村生活围绕着需求(need),工业生活围绕着工作(work),城市生活围绕着享受(enjoyment)。城市状况是列斐伏尔的理论视野,人类正生活在时空轴的终点上。若按柴尔德的分析思路,列斐伏尔所论城市革命,应该属于第四次革命,从工业社会走向城市社会。换句话说,列斐伏尔提出了城市革命2.0版本,城市革命不仅以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为出发点,更指向世界城市化的快速增长和转型,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城市取代工业,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引擎。哈维对工业与城市两者的重要性对比有不同看法,认为全球工业资本主义仍然主导着城市。哈维把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结合起来,指出城市权利是目标,城市革命是手段,总结城市革命在21世纪的含义和各地实践经验,强调城市的革命潜力,号召通过斗争建设不同于资本主义城市的城市世界。


虽然三人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他们对马克思理论的应用程度不一。柴尔德首次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他受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论述的启发,借用革命喻指人类社会与组织的根本变革,强调革命性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根本影响。列斐伏尔的智识与政治根基源于马克思主义,为了理解城市现象,列斐伏尔认为必须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放在首要地位,继而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拓展、修改甚至革命。列斐伏尔指出城市对于维持和扩张资本主义体系所起的工具性作用,把马克思理论分析范畴从工厂延伸到城市,资本循环从初级循环到二级循环,革命主体从工人阶级扩大到所有城市居民。哈维是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开设马克思《资本论》课程,支持学生、社区和劳工运动贯穿哈维工作和生活的始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长处在于想象和号召革命,推翻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柴尔德的论述并不指向政治实践,列斐伏尔和哈维的论述则明确指向政治实践,城市是革命的,革命是城市的。柴尔德阐释史前历史,列斐伏尔立足现实,预言未来可能的道路,特别是可能的不可能(possible impossible),列斐伏尔看人之所未见,预见了星球城市化的到来。在西方马克思理论的复兴中,恐怕没有哪位在世学者比哈维影响更大。除了理论研究,哈维特别强调实践,革命的理论需要实践来检验,哈维认为城市革命是解决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根本途径。综上所述,柴尔德有关城市革命的考古学论述开创了城市革命概念;列斐伏尔有关城市革命的预言性论述,则在半个世纪后引发了全球城市研究与实践的革命;哈维是这场全球城市研究与实践革命的领军人物。如果说列斐伏尔构思了一种不同于全球化、城市化资本横行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城市的城市社会远景,哈维则提出了实践策略,号召发起反资本主义运动,旨在彻底改变城市日常生活。


城市革命理论标志着批判城市理论的转折点,打开思考城市的新思路,留给城市研究的遗产是指导实证研究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列斐伏尔和哈维的理论对城市化开始较晚、但正在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性有待深入探讨。因此,将城市革命理论应用于城市实证研究,置于不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脉络之下,赋予新的维度,进行新的诠释,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列斐伏尔的《城市革命》出版已50年,中译本姗姗来迟,应用列斐伏尔的理论检视中国城市革命现实将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甚至引领中国城市研究的革命。过去40年,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城市革命,从世界最大的农业国转型为最大的城市社会,产生了复杂多样的城市状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城市样本,对中国和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尚未被充分理解。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社会进入城市革命阶段,并不意味着城市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我们既需要借鉴列斐伏尔、哈维对城市革命的论述,也需要新的词汇来描述和解释这些复杂的过程和问题。如果缺乏对中国城市的论述,任何当代城市世界理论都是不完整的。例如:列斐伏尔提出全球/ 世界城市实际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启发,星星之火,触发城市研究革命之燎原,有必要厘清列斐伏尔全球城市概念的中国渊源。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史无前例,为丰富和发展城市革命理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实验室,可能的研究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批判解释中国城镇化过程和不平衡发展模式,特别是资本二级循环、空间修复与城镇化发展;中国城市发展的内爆与外爆;中国城市不同居民群体的城市权利;中国城市的空间生产;新时代中国城乡关系嬗变;中国城市日常生活批判;中国城市社会的形成过程,即未来城市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如何被上下颠倒,中国如何创造另一种可能的城市世界。


* 按出现的先后顺序,这89个词分别为: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城市社会(urban society)、城市现象(urban phenomenon)、城市神话(urban myth)、城市形态(urban form)、城市策略(urban strategy)、城市幻象(urban illusion)、城市集群(urban agglomeration)、城市类型(urban type)、城市肌理(urban fabric)、城市贫困(urban poverty)、城市实践(urban practice)、城市现实(urban reality)、城市问题意识(urban problematic)、城市认识论(urban epistemology)、城市中心(urban center)、城市下层阶级(urban underclass)、城市空间(urban space)、城市功能(urban function)、城市统一性(urban unity)、城市岛屿(urban island)、城市市场(urban market)、城市世界(urban world)、城市生活(urban life)、城市集聚(urban concentration)、城市社会学(urban sociology)、城市经济(urban economy)、城市结构(urban structure)、城市轨迹(urban trajectory)、城市中心性(urban centrality)、城市景观(urban landscape)、城市理想(urban idea)、城市思想(urban thought)、城市时空体(urban space-time)、城市复合体(urban complex)、城市地方(urban place)、城市理性(urban rationality)、城市时期(urban period)、城市父权制(urban paternalism)、城市改革(urban reform)、城市游击(urban guerrilla)、城市框架(urban framework)、城市脉络(urban context)、城市叙述(urban discourse)、城市范式(urban paradigm)、城市项目(urban project)、城市秩序(urban order)、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城市意识形态(urban ideology)、城市文本(urban text)、城市东西(urban things)、城市领域(urban domain)、城市核心(urban core)、城市层次(urban level)、城市集合体(urban ensemble)、城市媒介(urban agents)、城市拓扑(urban topology)、城市制度(urban institutions)、城市领土(urban territory)、城市异化(urban alienation)、城市最优值(urban optimum)、城市混乱(urban chaos)、城市规划者(urban planners)、城市神话志(urban mythology)、城市共产主义(urban communism)、城市问题(urban problems)、城市境况(urban situation)、城市体系(urban system)、城市民主(urban democracy)、城市社区(urban community)、城市理想主义(urban idealism)、城市理论实践(urban praxis)、城市研究问题(urban questions)、城市目标(urban objectives)、城市转型(urban transformation)、城市隔都(urban ghettos)、城市危机(urban crisis)、城市议题(urban issues)、城市方案(urban program)、城市自治(urban self-management)、城市表征(urban representations)、城市知识(urban knowledge)、城市宇宙(urban universe)、城市发展(urban development)、城市失序(urban disorder)、城市理论家(urban ideologues)、城市规律(urban laws)、城市领域(urban field)和城市对象(urban o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