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特点与现代城市规划的相通性

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演变以及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哲学作为一种本土哲学,能代表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的,当首推儒家和道家思想。儒家“六经”中包含了仁政、德治、礼范、中庸、克己的思想核心,之后经过诸多大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体系。《易经》是儒学体系的重要根基,成为奠定了百家学说的根基。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天道即人道,“天人合一”的观念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根本,中国人的宇宙观、价值观均建立在天人和谐的基础上。

 

道家则把这种思想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这样,在自然、天、地、人之间就受一种秩序的力量的支配。在古代哲学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 。作者将其总结为“直觉思维”、“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关联思维”和“中庸思维”五种典型的思维特征。

 

1)直觉思维,也称意象思维

 

在文化上我们善用类比和象征,用直觉的方式得到概念。中国深刻的思想恰恰表述得十分简短,文字上没有表面的联系,但文约义丰,因为越清晰,越少暗示。古代思想家并不怎么重视逻辑而重直觉体验,但这种直觉思维并不排斥理性思维,而是与理性思维交互为用,相辅相成,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维的特征。

 

2)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起源于原始思维,是人类发展初期尚未将自身从外在世界中分离出去的初期状态。易经八卦对应了方位、自然物象、人事、时间等,成为一个将自然、社会和人事融为一体的系统,也造就了中国人善于从整体和全局出发认识事物的思维特点。

 

(3)辩证思维

 

《易经》中充满了辩证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普通中国人都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易经》通篇阐述了阴阳二性在运动中相互转化的规律,“日盈则仄,月盈则食”(见《周易•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泰卦》)等。

 

4)关联思维

 

《易经》其实是将物性与时空、自然界的物性关联起来,通过“象、数、理、占”建立起一套解释社会、政治和人事的模型。

 

5)中庸思维

 

“执两用中,不走极端”的中庸观念在儒家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圣人的行为规范也要求达到“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的中庸标准。《尔雅•释言》中说:“中,道也。”《说文》中说:“庸,用也”,中庸合意为中正恒常之道。中庸观决定了中国人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的思维和处事方式。

 

 

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城镇建设文化

 

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礼制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师法自然思想和风水思想,影响了古代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模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城镇、乡村的空间形态以及风水、园林等建设文化。中国古代城镇都体现出中轴对称、严整方正的格局,城墙高度、各级官吏和市民百姓的宅邸高度都受到严格的控制,是古代儒家礼法思想在空间上的体现。城镇空间总体上具有秩序性、内向性,在平面上展开的特征。这种在空间上有差别但又和谐一致的形式,其实也是中国古代稳定的社会结构在空间上的表征。


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关系特点总结为内外有别的“差序化”格局,城镇空间只不过是这种思想在物质空间的体现。中国城乡与城镇空间形态反映了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映衬了人与人之间的平和的关系。在郊野乡村,则形成了堪舆相地的风水文化。风水文化中的种种忌讳可以分解为心象、行象和语象三个系统,反映了中国人典型的直觉思维的特点。“心象”是人居环境理想模式的指标规范系统,如讲究“坐北朝南”、“山环水抱”、“名堂开阔”、“藏风聚气”等;“行象”是人居理想环境选择的技术支持系统;“语象”是话语支持系统,都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核心。

 

将传统哲学思想对中国城镇空间的作用和影响进行总结,从城市规划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解构分析,归结为社会层面上的“人—人”关系、城镇空间层面上的“人—物”关系和自然层面上的“人—境”关系。三个层面关系的本质是和谐。汤一介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最高境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费孝通先生认为的中国文化最高的价值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都是和谐价值观的升华。

 

“人—人”关系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规范人与人的关系,从自我修养开始,形成“自我—家庭—国家—世界”的道德伦理格局。在“人—物”关系上,住宅、城镇作为典型的人工构筑物,是为人服务的,当它们被建造起来后,就形成了人与城镇这种物质环境的关系。城镇环境空间反过来塑造了人,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例如风水、街道空间等。“人—物”关系其实是“人—人”关系的反应,是物化了的“人—人”关系。“人—境(自然)”关系是前二者关系在更大空间范围的体现,人境和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境相生是人与环境建立起正向的“作用—反馈”机制。

 

在这种关系格局中:“人—人—物”关系构成了古代等差位序的城镇空间文化;“人—物—境”关系构成了城镇空间和自然空间相互依存的山水文化;“人—人—境”关系构成了古代士大夫独有的归隐山林的山水文化(见下图)。

 

 

 

三、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在现代城市规划中的思想价值体现

 

整体思维的特点在于不割裂地看待事物。城市是物质空间和形态、社会和文化、实体经济、外部的自然环境等构成的有机整体,空间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物质空间的扩大,而是质与量的共同发展,有机增长。

 

城镇首先是国家、政府、社会各层面在空间上的聚合体,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城市规划的工具价值当做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出发点,从城乡治理的需要出发,规划工具应该从属于更高层面的伦理价值。儒家通过自我修养,达到施行教化、改良社会的目的,大大降低了社会成本。如儒家“民胞物与”的仁爱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和而不同”的和谐共生思想、“忠顺孝悌”的行为规范等。如用仁爱思想看待社会弱势群体,为低收入者、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保障;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用忠恕思想看待城乡关系,解决城乡不平等。

 

与整体思维伴行的就是关联思维。“城市是复杂的巨系统”,“城市规划的活动所涉及到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更加加剧了实践过程的复杂性”。规划的关联思维还表现在结果与过程的关联、主体与客体的关联、目标与工具的关联。例如城市交通问题关系到公共交通政策、城市交通管理、市民的绿色交通意识与出行方式选择、城市的功能组成和形态结构等。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涉及到被保护区域内的人群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就业和传统生活方式的矛盾等。

 

四、中庸思维和辩证思维的思想价值

 

辩证思维和中庸思维需要结合起来,中庸思维中的中正思想源自于易经中刚柔爻位是否“得正”,“思不出其位”则是中庸思想的价值体现,事物发展遵循矛盾体的对立双方彼此消长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公共政策时应遵循中正之道,掌握分寸,进退逢时。

 

现代社会“人—物”之间的关系异化是由于人的需求被无限放大导致的。在城市规划上,就是要避免“规划工作者丧失价值判断的标准,转向以实用主义为标准的判别准则”,被沦为纯粹的技术工具。“人”与“物”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人与城镇及各类生产生活设施的关系,应被视作一个整体,“物”的空间由人创造,人又被他所创造的空间所塑造,影响人们的意识。

 

五、直觉思维的思想价值

 

就思维的精确性来看,直觉思维是一种经验理性和模糊的思维方式,直觉思维具有跳跃性、灵动性特点,在处理复杂关系中易抓住重点。

 

未来是一种不确定性的集合,规划预测未来的状态时,是从现有状态出发,根据过去经验所做的一种预判,很难做到准确的预期。“城市规划中关于城市发展、城市空间运行的认识基本上是经验性的,是客观的,它们是从城市发展历程中不断认识和发,但关于对城市未来的运行和进程、城市空间的再组织的认识则基本上是思辨的和规范性的,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城市规划注重在实践中的感知和认知,使直觉性思维的作用得以显现。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曾走入一种极端,认为复杂系统能够通过数学模型得到精确的解,但后来事实证明规划人员无法建立能够描述城市复杂问题的数学模型。

 

因此,从根本上,工具理性是无法解决城市问题的,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加接近本质,当工具理性碰壁时,直观地把握反而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以“顿悟”的方式来认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维方式。此外,中国文化的另一个传统就是非常重视实践对认识的验证,例如儒家讲的“格物致知”,并且不停留在认知层面,而是要付诸于一系列的行动,“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们在学习西方欧美国家的规划模式时,不可忽视思维方式对政治制度和规划制度的影响,并且要充分吸收和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在今天的规划工作中,做出有益的创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