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贤制度—乡村治理的良药还是封建复辟

近一段时间经常看到怀念民国时代的文字,其中有关于民国时期传统社会的乡绅制度,由此,一些人便“对皇权不下县”这一命题有了许多的憧憬,引发了乡绅、乡贤的话题。

一、话题缘起

事情缘起于2014年第十四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华远的任志强、万通的冯仑、万盟的王巍等商界大佬们围炉漫谈乡愁,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就没有乡愁”,大佬们呼吁恢复“乡绅制度”。这期间,民间、学界和企业界对乡贤话题的讨论也进入了官方的话语。

20159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两篇很短的文章:一篇是《重视现代乡贤》;一篇是《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这两篇文章引起了较多的反响和争论,支持方和反对方的说法看起来同样有力。正方主要理由是:自古以来皇权不下县,当前农村基层治理涣散软弱,农村社会衰落,其主要原因是当年的乡绅群体已消亡,农村已无精英,需要重建乡贤制度,以此来恢复乡村公共治理和公共生活。反方理由认为:当前,农村宗族势力已逐步复活,恢复乡绅制度有违民主法治潮流,尽管乡绅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治理作用,但它是国家法律统治无力达到基层社会的产物,跟现代社会的治理导向基本是不相容的,于现代的乡村建设无益。甚至认为乡贤制度就是把基层治权承包给私人,是封建复辟(详细内容可见“长空雁叫”的博客,《重建乡贤是彻头彻尾的复辟封建主义》。

笔者认为,基层社会治理从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简单地接受一种观点之前,最好还是先深入研究一下究竟什么是乡贤制度?而后再来思考新乡贤制度是否能成为乡村治理的良药。本文的观点,是笔者对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之所以拿出来分享给读者,是希望产生抛砖引玉之功效。



二、什么是乡贤制度 

看过电影《白鹿原》的读者,一定会对白嘉轩带领族人在祠堂内背诵《白鹿乡约》的这一幕场景印象深刻,白嘉轩作为白鹿原的族长,保守而坚定,坚持维系宗族的秩序和伦理道德,这个人物就是一个典型的民国时期的乡贤形象。另外还有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赵四爷,远至宋元时期,小说《水浒传》中经常出现的某某太公、庄主等人物,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乡绅形象。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一般是富有,有属于自己的农庄以及很多田产。民国时期的乡贤是封建时代乡绅制度的延续,在土地私有化制度下,他们是掌控了大量土地资源的特权阶层。那么究竟什么是乡贤呢?
     对于乡绅制度,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么几件事:
(1)
乡绅制度的来龙去脉。
(2)乡绅是发挥了什么作用并且是怎么发挥的?他们是否是封建时期国家政权(皇权)在乡村的代理人?
(3) 中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乡绅制度,其背后是因为具备了哪些必要的条件?只有搞清楚了这些根本事实,才不至于为争论所惑,才能产生自己的判断。

“绅”这一字本身就表明了这一身份是来自官员的,查《古代汉语常用字词典》,“绅”一字的本意为士大夫系在礼服外面的大带子结系后剩余的部分,时间久了“士绅”一词就成为专门的指代。绅衿本来是一种对服饰起到约束的带子,后来也成为相互有紧密关系的读书人阶层的指代。而且《礼记》中“儒服儒行”的说法,也让我们想到“绅”这一字必然和儒家有紧密的联系。士绅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阶层,这些人“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掌柄过有限的权印,极少数人可能升迁官衙,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始终处在封建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就身份而言,他们是独立于官吏体系之外的非正式权力。士绅阶层通常是由落第的科举秀才、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地主、告老还乡的官吏和地方宗族大户构成的。他们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

封建统治集团的政令、法令,无论采取何种传播方式,欲使之传遍乡村社会,都必须经由乡绅阶层晓知于民。当权者只需将政策、法令告之乡绅,余下对乡民的宣传并使其执行的过程便由乡绅负责了,他们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例如清代曾向全国乡村实行过“圣谕”宣讲制度,由十六条政治和道德准则组成,目的是向百姓灌输皇家的思想,宣讲这种制度主要就是通过士绅来完成的。另外,在相对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下,乡村民众对朝廷政令及各种赋税的服从或抗争,首先反馈到乡绅那里,并听从乡绅的建议,争取乡绅的认同,再经乡绅向官府反映民意。县官到任之初,首先要去拜访乡绅,如《红楼梦》里贾雨村甫一到任,就有门子给他递交了写有当地四大豪族名帖的“护官符”。因此,乡绅阶层是封建统治者与下层农民之间的桥梁,“惟地方之事,官不得绅协助,则劝戒徒劳,绅不得官提倡,则愚迷弗信”。

但是要注意,乡绅在经济上,拥有较多的土地和房产,并且是承担着税赋责任的。他们之所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租地给农户耕种,另一方面也承担一些兴修乡村道路、水利的责任。在文化上,士绅是封建儒学的忠实捍卫者,只要回忆一下鲁迅在小说《祝福》里中作者的四叔——“鲁四老爷”,大概就可以想象当年乡绅的风貌了。之所以乡绅们是儒教的忠实信徒,是因为大部分乡绅都受过儒学教育,有的是落第秀才,有的是退休官员。“皇权不下县”这一说法也是经过了一段过程的,到隋代之后才逐渐形成。最早的封建时期乡村基层社会也是有政权的。秦汉时期开始实行郡县制,县下还设有丞、尉官职,再往下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乡里设掌管教化的三老,掌管诉讼和赋税的啬夫,和负责治安的游徼。到了封建时代后期,这种庞大的管理机构所耗费的资金太大,就自然放弃了,这样,就产生了不靠皇粮供养的士绅阶层。

实际上,如果说封建时代的皇权之所以不下县,是因为皇权和地方豪绅形成了一种利益的联合,对于皇权,避免激化和基层百姓的矛盾,又减少行政成本。例如当发生灾荒时,乡绅组织民间赈济也是常有的事,如果没有缙绅这个阶层,皇权甚至无法直接跟农户打交道。而如果皇权不给予乡绅一定的利益上的让渡,允许乡绅在剥削佃户,给予税赋上的照顾,乡绅阶层又怎么能成为皇权在乡村社会的代理人呢?因此,“使一个幅员广大而又彼此隔绝的传统社会在统一的儒学教化下获得整合,使基层社会及百姓不致离轨,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对于地方乡绅,又有因对基层经济和社会实行控制而附带的巨大利益,自然要坚持巩固自己的地位。

费正清说过:“在过去的一千年里,绅士越来越多地主宰中国人的生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也指出中国的社会是自上而下官治和自下而上的绅治的结合。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形态其实是一种“官、绅、民”三者的构成,乡绅阶层便集教化、治安、司法、田赋、税收、礼仪诸功能于一身,成为地方权力的实际代表。

    综上所述,传统的乡绅群体具有如下共性:
1. 具有较大的个人影响力以及较广的社会资源,是连接乡土和外部世界的纽带。
2. 与乡村社会具有血缘联系以及乡土情结,在乡村社会有较高的威望,以及叶茂根深的社会网络关系,并且凭借此来参与乡村治理。
3. 在土地兼并制度下,他们有大量的房产以及对农村经济资源的掌控权,并且具有一定的特权(如清代雍正之前实行按丁而非按亩计税,是非常有利于地主阶级的),属于食利阶层,也承担了一定的乡村公共建设。但是在近现代工业化过程中,由于思想保守,很少关注技术进步,因而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当然不排除个别独具慧眼的人物)

4. 具有文化上的中心性和权威性,竭力维系儒家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上是统治阶层的典型代表。


三、现代新乡贤制度应有的内涵是什么 

那么如果现今社会再重提乡贤这一概念(注意,这里将乡绅更换为乡贤),应该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现代新乡贤,笔者认为应该是一种来自于外部的,对以宗族为基础的乡村社会起到引导规范的辅助性力量。按照前文的总结,新乡贤们也必须长期扎根乡村,熟悉了解乡村社会,并且与乡村社会深度融合,在宗族里建立起了威望。《人民日报》一文所提的乡贤,是比较广义的农村能人、贤人,他们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乐于带老百姓致富,肯为村民办事。在乡村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下,这种提法旨在让现代乡贤来粘结乡土社会。无论是传统乡贤还是现代新乡贤,他们实质上是农村社会的精英。当代新乡贤,以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等为主体,甚至还可以是艺术家,他的来源应当是广泛的。当前农村事务无人问津,农村社会治理不足,与农村社会精英的缺位不无关系。在传统乡绅制度下,退休赋闲返乡的官员,他们兴办乡学,慕名而来者甚多,学生中又有从乡中考出去的,这样,乡村社会有了人才的流入和流出机制,乡村有了这样的文化资源注入,自然就不会凋敝和衰败。因此,新乡贤制度如果能改变乡村人力资源流失这一现实,从农村培养出新型人才,那么这种制度无疑就是成功的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新乡贤不能依靠评选和封谥产生,应该是自发生长的。不能像大学生村官制度那样,把它变成一种纯粹地外部输入,如果那样做效果就不佳。在我们这么广大的农村社会里,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观念意识差,有致富的愿望但是没有致富的路径,如果没有“能人”、“贤人”的带领,依靠农民自己将是十分困难的。



四、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基本矛盾和问题 

表面上看,乡村的普遍问题是:缺乏治理、社会衰败、人口逐步流失、农村社会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等。拿乡村治理来说,当前我国实行以村委会为主体的村庄自治制度,村委会是经选举产生的,但是由于多数村庄都存在一些宗族势力,导致村委会多为村庄内人口较多的大家族占据。但是从深层次看,产生农村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农业人口过剩,以及城乡差别持续扩大。其根本原因在笔者看来有两条:一是乡镇没有公共财政来源,导致农村公共服务衰败。2002年全国农村税费改革,把农业税取消了的同时,把用于乡镇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收益也一并取消了,此后,乡村一级的公共服务就急剧恶化(镇多少还可以得到县市政府的补助)二是长期以来,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导致农村在土地、人才和资源上,只有单向的输出而没有输入,农村的精英不断流失,而这进一步导致农村基层机构涣散、经济组织无活力。解放后,农村实行公社制度,基层政权进入了农村,但是公共财政并没有进入农村,过去公社以十分低廉的成本在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如赤脚医生制度。公社下的农业生产队是生产组织的基层单位,农村户籍阻绝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公社制度停止后,相应的村集体土地制度并没有随之改变。农用地的不可改变,农村土地承包权以及农民的村集体身份,让农村无法在以户为单位的前提下,产生较高水平的生产力。如果不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现有的集体所有制也将会成为一道制度的藩篱,阻隔社会资本和社会精英流入乡村。如果是这种情况,乡贤是很难在乡村和村民中自己产生出来,那一定是从外部回流而来的。


五、“新乡贤”能拯救农村社会吗?

对于笔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应继续追加如下几个问题:

1. 当前是否存在乡贤?或者乡贤存在的土壤还有吗?乡绅制度之所以能通行千百年不衰,其根本的制度原因无非两条:一是土地私有制度和允许土地兼并;二是封建科举制的实行,前者固化了士绅阶层的物质利益,后者固化了士绅阶层的政治利益,没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阶层流动的可能,单依靠官绅的教化,是很难取得民间的广泛支持的。显然,现今早已失去了这二者的存在前提,旧的乡贤制度也不可能再恢复了。中国古代农耕的社会那种儒家伦理道德作为精神纽带,科举制度禁锢人们思想,虽然对于基层社会的稳定是有利的,但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有弊端的。如《祝福》中的祥林嫂,是因为受到封建文化长期的荼毒,相信命运转世,才走向悲惨的结局的。

现代中国的农村社会基本上已不存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但是,正如一物之两面,传统文化中既包含有害的一面,但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一面,如孝廉、礼让、仁义等,用正面的“君子”形象和行为,即:好人来做示范和标杆,起到教化风行的作用,仍然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核心。新乡贤只有成为乡村社会和文化的中心,才能产生其影响力。旧时代的开明士绅能够做到知行合一,既在经济上发挥作用,又能在教化上影响示范。那么进入现代社会,在经济上,农村更看重“能人”,即那些有能力让村民脱贫致富的人,他们掌握有村民们所不具备的、一定的经济资源、管理知识和城市社会资本,他们有条件成为农村的中心和粘结剂。在这种情况下,新乡贤可能不仅仅是个人,也可以是企业,因为通常情况下企业的能力以及掌控的资源远远超出个人。

除了经济上发挥作用之外,人们还期待新乡贤发挥负责乡村教化、承担一定的乡村公共事务的作用。比如将经营收益的一部分用于村庄道路建设、环境整治,按“取之于农,惠之于农”的原则,将一部分收益交付于村集体,并用之于乡村公共建设,回馈农村。在文化上,现在的乡村还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影子,如果以农村为土壤,恢复乡规民约,并植入到现代的集体经济当中,笔者认为乡村社会是完全可以找到现代乡贤存在的价值的。

2. 新乡贤制度是否会影响以村委会为中心的村民自治制度?

这也引出第三个问题,即:新乡贤以何种方式来发挥对乡村事务的影响?仅仅以示范引领、教化的形式,而没有对农村资源的调度能力,能否起到作用?村民委员会是当前农村选举出来的自治组织,其按照《村民自治法》来行使职能,是在法治框架下运行的。但是现在的村委会越来越像行政部门了,没有乡贤的补充是不完善的。例如当前村庄公共积累少是一个突出问题,仅仅依靠村民自筹(《村民自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村委会是难以提供乡村公共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的,这就需要依靠乡贤来解决。

新乡贤们并不在农村拥有土地资源,并且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工作,他们即便原来来自农村,回归农村也没有过多的社会关系了,因此这些社会关系对于新乡贤来说,只能是一种辅助的、次要的关系。所以新乡贤要发挥作用,更多的将是依靠其自身的经济实力、威望,以及村外的社会资本。因此,现行体制下,外部如果没有从制度上将新乡贤和村委会很好的粘结,而让村委会和新乡贤成为两条平行线,笔者认为不但不能产生作用,反而可能会相互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村委会和新乡贤很好地融合,既能够调度村庄经济和社会资源,又能够借助于“新乡贤”所提供的外部信息、管理、资金等,新乡贤的粘合剂作用才能创造出农村新的资本结构,从而创造财富。

总之,“兴农”、“村治”和“富民”应当成为新乡贤的价值追求。乡贤可以以协会的形式,以乡或村为单位,行使作用。同时也要注意激发乡村社会活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恢复乡村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