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规划未来与规划的未来


10月19日,由清华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国发展规划研讨会开幕,本次研讨会聚焦“规划与中国发展”。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在会上作了题为《规划未来与规划的未来》主题报告。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大家好。

过去30年,我在清华教过书,参与并主持了不少城乡规划项目,也做过企业,但是核心内容还是围绕着规划工作来的。我所主讲的课程其中很重要的一门叫《城市规划方法论》。所以我今天讲的议题可能更多的探讨一下规划本身的科学性问题或者叫“规划的规划”。


人类是如何规划自己未来的?这是所有规划行为面前的一个基本规律或底层规律,不管搞社会经济还是搞空间的还是搞其他工作,如何从A点(现状)走向B点(目标),走向我们自己的未来,有很多共同规律可以遵循。

这张图并不是我的创造,这张图在很多规划教材里有不同的变种,最原始的版本大概是1970年前后,一个美国的计算机专家Melville·C·Branch,在《连续性规划》中第一次使用了这张草图,后来随着学界对规划科学认知的深入而不断深化。

首先,我们讲战略规划需要有一个战略指引方向如图中的大箭头所示,正如党和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

第二,任何一个大政方针确定后如何校核我们具体的行为、行动。总体路径和大目标之间是什么关系,通常有一个边界评估,如图中扇形的两个边界。评估行动是做的过了,还是做的不够?

其次,图中的很多线,代表各种各样的专项规划、各种实施层级的规划,在不断的向目标发展。当其触碰到边界约束条件的时候,会产生报警反馈,或风险管控。或许在一个时期内评估的效果不好,可能这种失误就会持续一段时间,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交学费,即在大目标范围内有不良的溢出就会交学费。

所谓强管制规划就是这个扇区开的角度比较小。但角度小,例如计划经济时期,角度小有其作用。比如投资高度单一化,是以效率为绝对优先,当然角度越小可能效率就越高、资源浪费越少。但角度过小,政策的宽容性就变得非常小,整体社会挫败感会很强,涉及到宏观信心问题。

对于规划科学研究,一个是目标方向如何选?这个方向是很复杂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既受到历史原因影响,也受到某个地域及其外部条件变化的影响,方方面面都有。

比如中国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模样,可能有自己的理论创造,有自己的实践,同时,它的每一步前进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国的背景变化。共产党从建党走向执政,走向到现在这样一个大国的执政党也从来没有离开全球背景的约束或者变化影响。同时也受到深刻的中国的民族性特征、地域性特征、资源性特征等等方面的影响,共同决定了目标走向。

这是我们允许的目标偏差,是性价比的问题、是技术可操作性的问题。行政和公正性的评价等等都决定了政策宽容度角度的大小,这两条边界线到底该怎么划。

当然政策、目标不会不做调整,过了若干年,特别是针对年度计划和行动计划会做出一些调整,以使得它更接近这个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其实人类走向未来的行为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一开始就有一张美丽的蓝图,可以一张蓝图干到底。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政治蓝图画到底确定了目标方向,但是具体实现过程中是试错、容错和报错的过程。

没有试错的勇气就没有中长期规划;没有对试错的宽容未来路上也不会走的太顺利;没有对错误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可能付出代价会得不偿失。这是这张图重点讲的,即规划本身也有其科学性。


所谓弱管制,大家都觉得皆大欢喜,或者大家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一些。弱管制好处就是宽容性加大,我们改革开放40年代如果没有足够的宽容度和容错机制中国不可能走到今天。

所谓规划折腾,有时候折腾并不是说在大的方针政策目标范围内怎么折腾,而是频繁的调整、折腾这个边界。忽大忽小、忽近忽远,这种折腾会带来大量的资源性的浪费。

另一方面,除了目标导向型或从现在的节点走向未来的科学规律之外,规划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计划经济如果把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把地球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对系统的规划是干嘛的?规划是对系统的运营过程做出人为的干预,试图达到系统状态的更优化。

这只是个理论课题,其实我们会发现,在面对一个复杂巨系统的时候,有两个东西是迈不过去的,一个取决于你对未来的精准判断。

过去我们一直迷信我们有能力做到精准判断,最典型的就是计划经济可以算出未来多少年全国老百姓需要消费多少衬衫鞋子,然后很精确的生产这些东西,达到资源利用的效率最大化,不浪费任何的资源。

但是搞过自然科学系统工程控制你就会知道,对于一个由复杂的自然要素与人工要素组成的巨系统,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进步还是半定量化的社会科学的进步,都不足以支撑我们更精准的预测未来。而是要根据市场反馈的供求信号来调整我们的源头和目标。

这些年大数据进步了,有人提出能否重回计划经济、共产主义,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大数据并没有解决对未来精准预测的问题,大数据的进步目前解决的是对系统状态更为精准的描述,以及系统反馈信号时滞的大幅度下降。

过去,市场经济(反馈控制为主)产生大量资源浪费,从生产原点到末端产生信号并返回来,可能需要一两个月以后才能有数据集总反映产品是多了、少了还是恰好满足需求的,即供需关系匹配是否正常。现在数据采集和反馈技术的进步可能把这个时间压缩到一周、两周内,甚至个别领域可以做到实时反馈。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计划更长远的未来,而是根据末端信号调节前端的能力强化了,我们可以用更少时滞效应实现调节。这也是规划的另外一个技术问题。长远来看,还是应更多的走向市场的道路,即反馈调节,而非前馈控制。


这张图就反映了,针对规划的未来,怎么看方针的作用、怎么看政策边界的作用、怎么看行动计划与中长期规划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针对中国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建立起试错机制和风险预警。这是未来5到10年中中国所有规划工作中更值得关注的,而不一定是要如何更精准勾画一个对于未来的方案性或定制化的蓝图。


规划走了这么长时间的道路,你会看到它也是在不断的变化。

第一,全球普遍认为规划的背景因素日益多元化。城乡规划自创立那天起大家想通过空间改造来改造社会。从自上而下的实体规划,到自下而上的规划,再到多元规划和伴随IT技术发展所追求的连续反馈性规划,甚至有人提出来不光要规划人类社会还要规划整个地球。

这也是很多院校,包括国际著名院校,把城市规划专业归为环境规划的原因。即所有物种都要和谐共生,这个刚才有很多专家也都谈到了,可持续发展和规划的关系。


同样的,大家会看到,规划不仅仅是科学,规划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社会行动,不是简单一个人说了算的,而是要达成社会共识。

自诞生那天起也在探讨达成共识的途径,比如战略规划。我们老说规划是拍脑袋,其实拍的就是技术专家脑袋,虽然他们掌握的知识更全面,但他也是在一个片面的体系下做规划。

随着市民社会崛起,随着老百姓权利意识的成熟,规划逐渐产生了参与性。现在的规划,市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但其话语权并不多,包括经营性的城市规划、互动型的规划,如何通过非行政许可方式、采用经济契约的方式约束市场行为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我前两天在一个控规学委会的年会上做报告,我就讲了,如果控规走不出行政许可的范围,建立不起跟经济契约法与相关法规之间的关系,建立不起来与民法,物权法之间的关系,那么控规就走不远。

但是,在社会治理中,政府还剩下一个管底线的职能,即坚决管控住一些底线资源,其中最大的代表是敏感的自然资源和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什么要强调空间规划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这一部分社会空间权益是不可作价、不可交易的。这些领域内的规划是典型的强管制规划,应遵循的是科学,而非协商制度。

今天我就讲这些。谢谢!